■吕凤林

“忘记了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”

当下，许多年轻人大手大脚，浪费现象普遍。他们不太知道建党初期的艰难创业日子，更不相信他们的长辈们有过三年大灾荒的饿肚苦日子……

国家的大政策

1958 年1 月，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，会议着重批评了1956 年的反冒进。毛泽东说，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，是政治问题，并提出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。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，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“左”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。三月，党中央召开成都会议，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继续批评反冒进，甚至说冒进是“马克思主义的”，反冒进是“非马克思主义的”。成都会议后，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“大跃进”计划。

特别是党的“八大”二次会议后，轻率地发动了“大跃进”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使得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“共产风”为标志的“左”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。大跃进的主要内容就是以钢的翻番为主要标志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。

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扩大会议上，规定1958 年的钢产量比1957 年翻一番，即由535 万吨猛增到1070 万吨。而实际到1958 年8 月底，全国钢产量只完成了四百五十万吨。还有620 万吨的任务需要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。在中央的“以钢为纲”的号召下，各省各地区第一书记亲自挂帅，组织大兵团作战，土法上马，几个月的时间内，土高炉在全国遍地开花。由于大批青壮年劳动力，从农业战线抽调出来搞土法炼钢，严重地影响了秋收秋种，使1958 年丰产不丰收。

由于1958 年以来“大跃进”的错误和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，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建设合同，1959 年到1961 年，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，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的损失。当时，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。1960 年的粮食产量是2870 亿斤，比1957 年减少1030 亿斤，低于1952 年的水平。最严重的是全国普遍缺粮，人均粮食消费量大幅度下降。副食品、日用工业品严重不足，人民生活极度困难。

地方的瞎胡闹

五台县，这个当年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的红色县，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衷心耿耿，而且是任何中央的指示和部署，执行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据《五台县志》载：“1958 年5 月全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。8 月，全县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。”当时我正在上中学，记得大概是八九月间，校长突然宣布我校师生要去天和煤矿大炼钢铁。我们这些学生娃娃便背上铺盖，自备锤子，到了天和村。然而一个天和村，怎么能容得住下几千、上万人呢？因为许多农村劳动力——大炼钢铁的主力军，也要到天和煤矿大炼钢铁。领导决定，农村来的青壮年劳力住房子，我们这些学生娃娃住牛棚、猪圈之类的棚舍。记得我班的20 来名男生住在个牛棚里，我被分住到牛槽里。所谓炼钢，就是到河滩里，每人用石头垒个旺火底座，而后把煤炭垒放在上面，点燃后每人守着一个石头旺火，这在当时叫土法炼钢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事情。我们这些学生娃说不来当时是怎么回事，但当时省、地、县领导们应该心里明白，这不叫大炼钢铁，而是劳民伤财。

1958 年全县农业大丰收，但由于青壮年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，形成庄稼没人收，粮食全铺烂在地里了。老百姓形象地说：“高梁站哨，玉米上吊，山药尿尿，黑豆放炮。”与此同时，当年五台县还建起五级、豆村、北大兴、王家庄四个土高炉铁厂“炼钢”。直至第二年，五台县政府算了一笔1958 年大炼钢铁的成本帐，据《五台县志》记载的当时官方数

据：1958 年，五台县大炼钢铁成本，全县共投工75474，共支出费用227 万元，炼生铁301 吨，炼粗钢7.9 吨，净亏损177600 元。

饿肚子的苦日子

五台县和全国一样，饿肚的大趋势已经形成。加之全县1960 年和1962 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全年大旱，粮食大幅度减产。全县每人日均口粮半斤，基本没有肉、油、副食品。糠、树叶、树皮凡能搅和吃的都吃光了。男人浮肿，女人不孕现象十分普遍。好在五台县土石山区居多，有些僻静的沟垴山村偷种着些小块地。这些老百姓把自己种小块地节省下的粮食以高价偷卖给小商贩，由小商贩再倒腾到平川乡镇。小商贩又用粮食换些布匹、毯子、绒衣等衣物，再去换回粮食。所以五台县在三年大灾害中基本没有饿死人，或是饿死的很少。

但饿肚的苦日子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家住在东冶镇子里，东冶镇四街地少人多，人均不到四分田，旱地居多，干旱年景基本颗粒不收。我家本来就饿的很历害，又加我姥爷饿得每天晚上总要到我家想吃点喝点。母亲无奈，便偷偷地找到一家倒腾粮食的小商贩家，用积存的衣物换些粮食回来。记得有一次夜晚我陪母亲去换粮。母亲从我家箱子里取了件新线毯，我们走进小商贩家里，只见一位独眼近50 岁的女人，手掘一杆秤，站在坑上，脚下席子上放着有200 多斤玉米，地上站着有七八个换玉米的人。轮到母亲时，母亲将线毯递给独眼女人，她看了看说：“七斤”，便给母亲秤了七斤玉米。这七斤玉米大概母亲要贴补二三个月。每晚给姥爷锅里熬着一碗玉米面稀糊糊，姥爷喝完后，又拖着疲惫的身子，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他家去了。而我们这些孩子即使再饿，也是喝不上玉米面糊糊的。

又过了两个多月，我要陪小姨去太原，这可愁坏了母亲。因为那时到太原要用整一天时间。早饭后东冶坐上马车，到了蒋村，下午一点多才能坐上火车，到了太原就五点多了。这一整天拿什么干粮呀，糠饼子、菜蛋子，着实太难看，玉米面烫个饼子，又根本舍不得。母亲思来想去，决定让我到水地堰边抱白草根去。等我抱回后，母亲先洗净晒干，又用小磨磨下，搅点玉米面，烫下几个“饼子”，才解决了干粮这个大难题。

那时的玉米面，在我心里不知有多值钱，多金贵。后来我跟母亲说：“ 等以后咱能吃上玉米面窝窝时，咱可一定要搅和着吃，可千万别净吃玉米面的。”（作者为忻州市计生委退休干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