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任兴林

司空见惯的令人生厌；久违乍睹的不禁惊奇。这是本文的主题。文化讨厌来源于生活讨厌，生活讨厌正是不依赖性所产生的；同样，文化惊奇也来源于生活惊奇，生活惊奇也正是不延伸性产生的。所谓“不依赖”性，是人对事物的不依赖性，“不延伸”性是事物本身的不延伸性。“讨厌”是人对事物或文化的讨厌，“惊奇”是人对事物或文化的惊奇。

人性中有一种情感现象：对于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依赖关系的人、事、物，漠不关心，任其存在，久而久之，便似乎有了一种扰乱自己视听作为的感觉，就会产生一种讨嫌厌恶的情绪。对于与自己没有依赖关系的人、事、物而长期感兴趣的人很少见，要么是圣人，要么是狂人。对于与自己有依赖关系的人、事、物，大多数人是比较亲近的，并且长久保持这种亲近感情。对于与自己有依赖关系的人、事、物，却有厌恶情绪的人，是极端自私分子或疯子，这种人也很少见。大千世界，圣贤希缺，疯狂亦不多，私鄙也少见，更多的人是凡夫俗子，有着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，兴趣爱憎，当然，本文讲的是一般人。

人性中还有一种情感现象：对于从来没有见过的人、事、物，会产生一种新奇惊诧的情绪，以前见过但好久没见过的东西乍一出现，也会有这样的惊奇感受。不管自己对这些东西有没有依赖性，总是要大惊小怪的。这种惊奇是由这些东西存在的不延伸性或间断延伸所产生的。对任何惊奇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人，是吝啬鬼，是连情感都不想付出的人，除非对他有利益，这不是本文所述说的对象。

人性的“见惯厌”、“猎奇喜”，决定了人要不断去探索、超越。这是人性区别于物性的最大差异。动物总是趋于“见惯喜”。人的“猎奇喜”，包括“曾经奇”和“未经奇”，本文讨论的是“曾经奇”。一般人既有对“曾经奇”的回恋，又有对“未经奇”的探求，人们的文化才有对二者连接赓续的历史，文化延伸才有土壤载体。

人类的整个批判史，也就是破坏史，就是“现实讨厌”的历史，这是一个特定时段里的时髦。人类对现存事物的批判，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舆论上的语言批驳，另一个是行动上的暴力破坏。不管现存事物是否合理存在，只要能引起讨厌的，况且人们不依赖的东西，都在“批判”之列，这当然是一个“特定时段里的时髦”行为。

人类的整个考古史，也就是“历史惊奇”的学问史，包括对古代文化的全部研究。通过这样的“历史惊奇”的发现，寻找到历史文化延伸的合理性。考古学、考证学、考据学等等的研究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学问，都属于探求“历史惊奇”的科学文化学。不成文不成论的——现实的“历史惊奇”——历史的“现实讨厌”，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文化学。

当被批判的事物、被破坏的东西有幸逃过劫难，在历史的某个角落里被尘土保护下来而重见天日的时候，当时臭不可闻的垃圾突然变成了香饽饽式的珍宝——于是，“历史惊奇”的一幕开始了。

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破“四旧”开台，到七十年代末，三十年的“批判”，许许多多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殆尽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三十年间，进入中国民族文化复兴时期，被破坏的“四旧”又重新开始建设，当时做为“四新”的东西反倒被人们淡忘了，厌弃了，同样被人们扔到了历史的角落里。可以做这样的设想，当再一个三十年开端的时候，人们对那个既有破又有立的时代里留下的东西好像突然又有了兴趣，对那个时代所遗留的“文物”同样也会产生一个新的“历史惊奇”。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，也就是解释这个规律的俗话吧！

历史文化的发展，就是这样：不断地如此这般地“批判”，不断地如此这般地“讨厌”，又不断地如此这般地“探古”，不断地如此这般地“惊奇”；不断地如此这般地现实“遗忘”，不断地如此这般地历史“延伸”。做为东方文明古国大国的中国尤其是这样，对“文物”不断地破坏，又不断地复制，做着文化的间断“现实遗忘”与间断“历史延伸”。东方人对现实的或者历史的文化自然存在太敏感了，太激动了，总是用情感的天平来衡量好恶，而缺乏用理智的标尺来鉴定价值。一旦喜欢了，捧到天上去，供到庙堂里，顶礼膜拜，迷信尊崇；一旦讨厌了，便打翻在地，再踩上一只脚，把屎盆子尿钵子所有污秽全泼到上面，所以也就臭不可闻，贱不可睹了。这是东方人感性思维所引发的结果吗？还是憬悟认知的理性缺失呢？当然，这是一个文化遗传问题，它有着时代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作用，更主要地是人性的基因差异，这既是“现实”没法处理的问题，也是“历史”不能解决的疑难。未来能不能改善这种基因缺陷呢，从社会到人性？（作者为神池县大磨沟村民）